【民建先贤】吴羹梅：笔笔都是爱国情 ——中国“铅笔人”的自强之路

　　中国铅笔制造业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江苏常州人吴羹梅（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在上海南市斜徐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能够自己制造铅芯、铅笔板、笔杆以及外观加工的全能铅笔制造工厂——“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简称中铅）”，吴羹梅也由此在上海滩上被国人推崇为“铅笔大王”。

　　为了争口气，打破洋铅笔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包括吴羹梅在内的一批民族企业家们不仅励精图治、开厂创业，且在铅笔商标名称上也充分向社会和世人展现了强烈的民族爱国自强情结。

　　“飞机”牌航空救国

　　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在1935年10月8日正式生产之前，就于同年7月25日注册了低档铅笔商标“飞机”牌，并使用“航空救国”型号。“航空救国”铅笔不仅在质量上尽量和德国的“施德楼”牌铅笔看齐，更重要的是该称呼与当时国人爱国心理完全一致，所以上市后相当受消费者的欢迎。

　　吴羹梅顺应民心紧跟趋势，将“飞机”这个名词作为自己创业的第一个商标的名称，且“飞机”两字又带有强烈的爱国情结，因此吴羹梅在“飞机”牌铅笔的试制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首先是联手留日同窗郭子春和常州同乡章伟士，共同创业，吴羹梅负责总的规划、融资以及对外事务，郭子春主要负责生产技术，章伟士主要负责财务。

　　其次是招募职工。1934年底，吴羹梅先是回老家，亲自到常州贫儿院与院方洽谈，并经过招工考试招收了一批穷苦人家出身的学生。吴羹梅还请来倒闭的北平中国铅笔公司擅长铅笔销售的经理和精通制造铅笔板的技工。另外吴羹梅还延聘了两位技术高超的机器安装工，并通过他们为中铅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然后在上海地区招收了三四十位女工，主要从事铅芯运输、笔杆油漆、铅笔包装等简单劳动。

　　再次是培训职工。学徒工进厂后，必须先培训两年。在这期间，学徒工白天8小时上班，晚上学习两个小时。给学徒工上课的老师有吴羹梅、郭子春以及两位机器安装师傅。因为学徒工什么都不懂，所以从杂工开始做起。在老师傅的调教下，能独立操作机器后，升为技工。若能操作两种机器，升为技术员。再往上升就是助理工程师。这批最早进厂的学徒工，经过几年的理论学习和现场操作，进步很快，不少人成了中铅的技术骨干。

　　尽管吴羹梅和郭子春都在日本的铅笔厂里实习过，但毕竟时间太短，全部加起来也不过1年左右，因而不可能对铅笔制造工艺有个全面了解，所以一开始试制困难重重。通过反复试验、对比洋货铅笔、查阅有关资料，克服了铅芯、铅笔板、油漆等方面的一道道技术难关，中铅终于生产出自己的铅笔。

　　第一批产品便是低档“飞机”牌铅笔，售价每罗（12打144支）2.4银圆。尽管售价高于同档次的日本铅笔，但在当时反对日货、提倡国货的形势下，中铅的“飞机”牌低档铅笔很快在中小学生里赢得了一定份额的市场，打破了铺天盖地洋货铅笔的局面。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铅生产出全部国产原料的新产品——“完全国货”低档“飞机”牌铅笔，成本仅为每罗1.2银圆。

　　为了同日本货竞争，吴羹梅以每罗六七角的赔本价格投入市场销售。价廉物美的低档“飞机”牌系列铅笔，受到广大中小学生的欢迎，一举取代了大部分日本低档铅笔。

　　“鼎”牌自强不息

　　吴羹梅的铅笔大王之路，是从留学日本时开始的。

　　1928年8月，吴羹梅怀着学习日本人的“专务实用”，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振兴实业、富裕人民的远大抱负，东渡日本。半年后，吴羹梅从语言学校毕业，即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今横滨大学），攻读应用化学专业。

　　在留学期间，吴羹梅就开始思考回国后具体做什么行业。根据自己的实力，吴羹梅并没有考虑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大行业，而是比较关注中小行业。随着课本知识和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极大丰富了吴羹梅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逐渐确定了将铅笔制造作为回国创业的目标。据资料显示，1925年至1931年，上海江海关进口的铅笔金额数量约600万银圆。要打破洋货的垄断，就必须从中国人自己开办铅笔制造厂开始。

　　经过吴羹梅一系列综合分析，认为只要造得出铅笔，市场销售不成问题。且制造铅笔的主要原材料木头、石墨、黏土等在中国并不匮乏。于是，吴羹梅便开始跨出了创业的第一步，自己先掌握铅笔制造技术。为了学到有关铅笔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吴羹梅毕业时，找到母校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请他将其介绍进一家日本铅笔厂实习一段日子。

　　桥本热心推荐，在征得日本真琦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数原三郎同意后，吴羹梅如愿来到该社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场场长益田三郎热情接待了吴羹梅，向他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以及产品销售等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企业。但是，有关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铅笔芯的配方，却对吴羹梅严格保密，只安排他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铅笔成品车间实习。

　　光是懂得白杆（没有上过油漆的铅笔）以及铅笔油漆的工艺，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是步原来北平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的后尘，吴羹梅心里肯定一百个不愿意。因此他曾试图通过工场里主管技术的工程师来了解核心技术，但撞了南墙。未经老板特许，该工程师不会帮助他。

　　吴羹梅不死心，又去请求数原三郎松口。数原三郎却劝吴羹梅放弃开工厂的想法，最好回国后当个买办，为日本厂家推销产品。数原三郎傲慢地讲：“办铅笔制造工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到你吴鼎（吴羹梅字鼎）二世，你们中国也办不成铅笔厂，并生产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这句话极大伤害了吴羹梅的自尊心，但是他没有在数原三郎面前作过多的解释，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不。我要办铅笔厂。”

　　不愉快的实习经历对吴羹梅刺激很大，也更加激发起吴羹梅一腔爱国热情以及坚定了回国办实业的决心。在碰了两次钉子后，吴羹梅学聪明了，他转而向车间接触铅芯配方的操作工人那里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吴羹梅设法深入笔芯车间，同管配方的工人交朋友，终于搞到了铅笔笔芯的配方。

　　1937年，中铅注册了高档铅笔“鼎”牌商标。中铅生产出完全国货的铅笔以及高档绘图铅笔后，吴羹梅骄傲地对同仁们说：“日本人断言到我吴鼎二世也造不出中国人自己的铅笔，现在我吴鼎一世就生产出了技术高难的中国人自己的高档绘图铅笔。”

　　淡蓝色的笔杆，黑色沾头的“鼎”牌高档绘图铅笔，在质量上，以美国的“维纳斯”牌和德国的“三堡垒”牌为标准。尽管“鼎”牌刚起步，质量上不如洋货，但售价低，每罗为10银圆。而“维纳斯”牌是27银圆；“三堡垒”牌是54银圆。“鼎”牌具有价格优势，且恰逢那时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所以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长城”牌抗击日寇

　　正当吴羹梅紧锣密鼓地在上海筹备中铅时，北京的张大煜也将目光瞄准了铅笔这个行业。张大煜，江苏江阴人，留学德国，获德累斯顿大学工业化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执教清华大学。目光敏锐的张大煜注意到文具用品中消耗最大的铅笔绝大多数从国外进口，每年竟花掉大量白银，而国内制造铅笔的工厂稀少。抱着“实业救国”愿望，张大煜邀约同校教授赵忠尧以及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施汝为等，共同发起创建铅笔厂，并请当时在清华大学实验工场任技师的郭志明、郑介春两人在北京筹备。

　　1936年，因华北地区日军蠢蠢欲动时局紧张，郭志明等移址南下上海继续筹建。铅笔厂初期集资法币3万元，投资者大部分是教授和科技界学者。1937年4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审定核准，长城厂注册“长城”牌商标。6月，“上海长城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铅）”正式成立开业。

　　产品和厂名均取名“长城”，这不仅仅是张大煜等知识界精英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情结，而巍巍长城更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入侵最有力的象征，长铅便是以实业的方式来体现救国的行动。

　　长铅初建时只有工人、学徒10多人。主要生产价值低廉、适合小学生使用的“长城”牌铅笔。生产规模每月不足10万支，大部分销往上海附近地区的学校。制造铅笔的铅芯和铅笔板是向国外购买的。七七事变后，长铅被迫停工，直到1938年6月才逐步复工。那年月洋货来源断绝，长铅产品供不应求。于是加建厂房、增添设备，职工扩大至50多人（其中70%是学徒），并开始自制铅笔芯，试用国产杉木、银杏等木材生产普级、中级铅笔。努力开拓销售渠道，产品通过福建远销内地，并在天津、香港等地设立特约经销处。1939年铅笔年产量达到近700万支。1940年，“长城”牌铅笔甚至销往南洋、印缅等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市场顿时萧条。长铅内外交困，生产少量中级、普级“长城”牌铅笔支撑残局。1945年8月抗战胜利，长铅召回散居各地的技术工人迅速复工。

　　其时洋货铅笔泛滥倾销，特别是美国“维纳斯”黄杆皮头铅笔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铅笔市场。长铅积极研制、开发出款式近似的“鹰”牌（后因商标纠纷改成“长城”牌）黄杆皮头铅笔，以抗衡美国的“维纳斯”牌黄杆皮头铅笔并取得绝对优势。

　　内迁工厂坚持抗战“胜利”

　　中铅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已初具规模。正当厂里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七七事变爆发了。上海工商界开始着手拆迁的准备工作。当然，考虑到迁移一事牵涉到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非常复杂，所以刚开始决定内迁工厂的范围很小，主要是重工业。因为重工业事关重大，更与军工制造相关。而轻工业、手工业等相对来讲作用偏弱，因此中铅并未列入内迁行列。得悉迁移委员会该计划后，吴羹梅万分焦急，出路无非有3条：一是坐以待毙，在日本铁蹄下苟延残喘；二是盘出工厂，拿回投资，就此收场；三是准备内迁，保存实力，抗战到底。

　　正是抱着“实业救国”理念，吴羹梅才联合了郭子春、章伟士开办铅笔厂，因此满腔的爱国情以及事业心，都不允许他走前面两条路。也就是讲，吴羹梅只有选择第三条路。然而，真的要内迁，谈何容易。且不说拆迁原厂、然后到新的地区新建厂房、复工复产等众多具体事务，光拆迁过程中和运输途中所受到的损失以及沿途可能遇到的风险，都可想而知。开厂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而内迁肯定得赔钱。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爱国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毁家纾难。同时，吴羹梅预感到，这场抗日战争不可能会在短时期结束，而铅笔制造是文教事业和宣传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业，内地又尚无铅笔厂，正好中铅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且时间也不允许吴羹梅多思考。吴羹梅很快做出决定：内迁。

　　历经艰险，中铅终于搬迁到大后方重庆，且还是内迁工厂中复工较早的一家。尽管经营非常困难，货币贬值，卖出产品所回笼的资金补不足买进原料。不过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为了支援抗战，吴羹梅始终坚持薄利多销，坚决不卖黑市价。为此，吴羹梅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银行借钱，致使厂里债台高筑。

　　由于经营压力巨大，章伟士与郭子春同吴羹梅分道扬镳。即使一人独撑，吴羹梅也坚决不从重庆撤走，尽力维持生产，尽可能多地制造出铅笔来支援抗战，哪怕因此而破产，也在所不惜。吴羹梅在重庆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止。在此期间，中铅总共生产了3785.93万支铅笔。尤其是中铅于1943年8月特制的“飞机”牌1225胜利型号铅笔，笔杆变细，笔芯较软滑，适用于土纸书写，售价低廉。由于该型号名称极其符合全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的愿望，非常讨口彩，因此消费者喜爱有加。

　　使用“飞机”牌、“鼎”牌铅笔的人从重庆到延安、从城市到窑洞、从战场到教室，从将军、士兵，到正在一笔一画学汉字的稚童，甚至毛泽东在延安期间也用“鼎”牌铅笔在作战地图上画写。这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承担起抗日救国、维持中国文教事业的重任。

　　后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7月1日，吴羹梅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正式成立公私合营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依旧使用“飞机”牌和“鼎”牌作为产品商标。而长铅也依旧使用“长城”牌商标。随着1954年“中华”牌的诞生，中铅不再使用“飞机”牌和“鼎”牌。

　　1954年10月1日，中铅和长铅分别改称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和三厂。1956年1月，三厂并入一厂，成立中国铅笔一厂，“长城”牌商标被随之带入。

　　自1958年起，中国铅笔一厂开始大批出口铅笔，“长城”牌当仁不让冲在最前面，数量占全年铅笔销售总量的38.8%。从此，“长城”牌铅笔扬名天下，多次获得上海市名牌产品、国际博览会银奖、全国轻工博览会金奖等荣誉称号。

　　（作者系上海纺织博物馆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