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胡厥文：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胡厥文，1895年10月7日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他先后创办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公司、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等企业，任厂长、总经理职务，并任上海机器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棉布市场理事长。淞沪抗战后，为保存民族工业，胡厥文组织江浙沪宁爱国民族工业家内迁。1945年他与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所联系的知识界人士，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积极推动上海工商界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努力工作，率先在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带动工商界同仁积极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9年4月16日，因病逝世，终年94岁。

　　胡厥文是抗战时期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早年创办新民机器厂，成为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位杰出代表，被称为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５位工商界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边吃火锅边谈话，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打开了一扇美丽的春天之门。

　　“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的工、商、农、学各界同仇敌忾，纷纷自发地行动起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时值壮年的胡厥文更是奋臂向前，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他团结同业，动员、组织起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场。他说：“我虽不会打枪开炮，却可以造枪炮。”他们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支援前线作战。当胡厥文得知兵工厂生产迫击炮弹缺少人手，立即介绍了40多名熟练的翻砂工人前往支援。

　　胡厥文为抗战日夜奔波，竟连胡须也无暇剃除，索性留髯以记国难，并自下决心，不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决不去须。友人称之为“抗日胡子”。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胡厥文通过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促使国民党政府加快了工厂内迁步伐。胡厥文深知工厂内迁一事，关系着全国抗战大局。这些机器设备，若用于抗战则能增强民族杀敌实力，若毁于战火势必削弱抗战的经济力量，一旦落入敌手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并立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等业厂方代表开会讨论办法，责令克日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委会指导及监督下进行工作。8月12日，以上海机器五金业为主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内迁动员会上，胡厥文所办的新民机器厂和上海机器厂、新中工程公司、大鑫钢铁厂等企业带头报名，使在场的爱国实业界人士深受鼓舞。他们也都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是要爱国”。有的企业家还斩钉截铁地表示：“誓不以厂资敌”。如果说这部分民族企业家是内迁工厂的骨干，那么胡厥文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其时，淞沪抗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工厂拆迁工作随时可能遭受日机的轰炸。“有时，人们正在抢拆机器，敌机飞来，不少人牺牲于敌机的轰炸扫射之下，幸存者只有含泪把同伴的尸体抬到一边，咬紧牙关，继续前进”。

　　胡厥文不仅自己积极带头，率先行动，还四出奔走动员，汗珠儿挂满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稍作休息。胡厥文所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和新民湘厂在迁移中损失殆尽，但他却毫不在意。他认为虽然自己半生辛劳的成果全部葬送了，但这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付出的牺牲，这样做是值得的。

　　在胡厥文与其他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的146家工厂，1.48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了重庆大后方。

　　上海民营工厂内迁不仅规模大，而且数量多，技术水平高。内迁的60多家机器厂被人们誉为抗战时期后方机器工厂的中坚力量。除了机器制造业外，还有不少其他民营厂在当时也是全国第一流的，这些厂构成了大后方民族工业的主力军。

　　1937年，他所经营的长城砖瓦厂工务主任郑汉涛，为支援八路军抗日，准备到陕甘宁边区去。胡厥文由衷的赞同，临别之际还赠诗一首，“世事乱如麻，西北生彩霞。东南有郑子，内实而外华。心焉向往之，不惮阻且赊。壮哉誓茹苦，为国以忘家。志哉勿自堕，种瓜以得瓜。”

　　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几家在重庆的上海民营内迁厂。当他们一行来到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时，极为欣赏，并大加称赞。周恩来欣然为工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董必武、邓颖超也分别挥毫，写下了“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和“合作奋斗，发扬生产”的题词。

　　“抗战中的火花”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当局的反动和腐败日益暴露。爱国工商业者在抗日战争中对军需民用的生产和供给虽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他们却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扶助，反而受到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和压迫。

　　内迁工厂的境遇则更为悲惨。以大后方的工业中心重庆为例，1940年工厂发展到871家，到1943年停工减产的竟达270多家。再从国民党统治区12种工业产品产值中官营和私营的比重来看，1940年官营工业占25.2%，私营占74.8%，到1944年官营工业上升为35.9%，私营工业则下降为64.1％。胡厥文对此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诗中写道，“抗战开时兴欲狂，勤工建国梦偏长。六年砥砺形情悴，直道难行最感伤。”

　　1942年1月，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举办了一次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参加展览会的有230个单位、97家工厂，共展出49类产品，展现了以胡厥文为代表的爱国企业家和迁川各厂广大职工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供应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必需品的爱国精神，被人们誉为“抗战中的火花”。

　　1942年1月14日，周恩来前往土湾渝鑫钢铁厂参观，并为该厂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有一件事使胡厥文感触很深。1943年春，他听说行政院拨有专款帮助工厂解决困难，便特地由桂林到重庆拜会孔祥熙，先是见到了孔的老婆宋蔼龄。宋问胡的工厂办的怎样，胡厥文答：“还用问吗？要是支持得住，也不会找到政府头上来了！”

　　宋蔼龄直截了当地说：“政府的钱怎么能给那些支持不住的工厂呢？因为借得出去，怕他们还不回来呀！”事后胡厥文愤然说：“原来政府的钱都给那些‘支持得住’的工厂借去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胡厥文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之中。“昔年敌阀昂头笑，今日酋皇府道哀。雪耻欢难已，除胡亦快哉！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三百杯。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其时，作为一个中国人，胡厥文感到扬眉吐气。内迁工厂的劳资双方也都为胜利而欢欣鼓舞。

　　不料，行政院竟突然宣布取消与国内各厂商签订的所有订货合同，一时工厂全部停顿，工人生活没有着落。这一决定，激怒了大后方各厂商。他们群情激昂地推举代表200多人，由胡厥文等率领前往行政院请愿。结果代表们被人捉弄，事情又毫无结果，胡厥文对当局的腐败本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一直十分关注。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特地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和他亲切交谈，勉励他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到底，为国家为民族多作贡献，并送去了延安生产的小米和红枣，使胡厥文深受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还特地接见了迁川工厂的代表，对他们的爱国精神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非凡胆略和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给胡厥文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进一步确信共产党是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的建国主张，也正好表达了他自己内心的意愿。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胡厥文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毅然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抗战胜利后，重庆各派政治力量曾呈现出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胡厥文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以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与中国民族工商业有着密切联系的职教派人士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呼声和要求，他们认为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的时机和条件业已成熟。

　　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胡厥文为筹备成立民主建国会做了大量的工作。黄炎培1940年在自己的日记上记道，“胡厥文为人：一、有理想，二、有办法，三、富于热情，四、思想前进”。所以在筹建民主建国会的过程中，黄炎培有事总是先找胡厥文一道商量。胡厥文的家成了他们召开会议的主要地点。

　　在筹建民主建国会的过程中，胡厥文等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等通报情况，征求意见。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胡厥文以最高选票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他代表筹委会向大会报告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指出“抗战结束之今日形成工业萎缩，考其原因实由于不民主。”他又说：“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是代表全民的”，“不愿任何党派操纵本会”。最后还表示“我们坚决主张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无私的精神奋斗到底”。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为了配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民主建国会积极开展了会外的活动。1月8日，胡厥文等人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协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新闻记者，公开宣布了民主建国会的正式成立。1月11日晚，胡厥文等主持了由民主建国会、中国救国会等20个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并响亮地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允失败”的口号。民主建国会以“协进会”为主要阵地，开展活动。从1月12日至27日，共召开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同时，民主建国会还单独举行了3次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每次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为挽回颓势，疯狂地镇压和平民主运动，于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对民建的一些主要成员，也加紧跟踪监视。民建会被迫转入地下。胡厥文也从重庆到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继续为工商业界人士争取民主和自由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