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孙起孟：为多党合作事业鞠躬尽瘁

　　孙起孟（1911-2010），安徽休宁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孙起孟青年时期就读于东吴大学，毕业后在苏州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以进步思想团结青年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教育政策进行斗争。1942年到1946年，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职期间，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1945年，孙起孟应黄炎培、胡厥文之邀参与筹组创立民主建国会。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发布后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随后代表民建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人事部副部长等职，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职务，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在长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实践中，孙起孟不断探索、深入思考，撰写了大量的关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民建工作的文章，这是老一辈领导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被毛主席誉为“写得极好”的一篇声明

　　1949年8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书中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仇恨。美国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表示今后要把颠覆新中国的梦想寄托在发展“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针对美国的白皮书，民建中央领导成员经过集体讨论，由孙起孟执笔，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发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声明揭露和驳斥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主主义者”，颠覆人民革命的阴谋。昭告世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摧残的经历中，懂得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之路，才是自己唯一光明幸福之前途。阐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声明发表的当日，毛主席即写信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当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生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两天后，毛主席再次致函黄炎培，提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毛主席把民主党派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提高到民主党派建立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高度。

　　探索规律 运用规律

　　孙起孟认为，从理论上弄清楚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民主党派工作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很重要，有利于进一步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如何找到工作中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是他经常性思考的问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建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思想，他强调指出，“民主党派要不断地提高对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要从具体实际出发，从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在结合上下功夫，自觉地、主动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而不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或者一般化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走出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服务的新路子”。

　　什么是“在结合上下功夫”？孙起孟指出，“就是要在‘吃透两头’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党派各自优势和特点，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总任务和总目标作出更大贡献。这两头：一头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加深对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断提高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他指出，“不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必须坚持从各自特点、个性出发”。另一头，就是要弄清会情，并从特定的情况、条件出发，选准贯彻方针政策的主旋律问题。

　　孙起孟以他的亲身经历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民建、工商联配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情况，以“听、跟、走”口号引领工商业者会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所有制的转变，以及在70年代末，民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配合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在这个行动纲领的指引下，积极开展“以工商专业培训和经济咨询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四化建设服务活动。这是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民建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取得成功的经验。笔者（程炜）此时正在民建杭州市委会和浙江省委会机关工作，感同身受，有深刻的体会。记得在50年代对资改造的工作中，民建大力学习宣传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重要讲话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但在具体工作上，民建没有照抄照搬政府部门的做法，而是依据民建的特点和优势开展工作。毛主席提出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民建依据这一指示精神确立了“培养和提高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发挥他们在对资改造中的带头模范和桥梁作用”的工作方针，大力做好培养提高骨干分子工作。民建不但做工商界骨干分子工作，还做工商界家属骨干和工商界青年的工作，以期化阻力为助力，以“先进带后进”方法，推动对资改造工作顺利进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79年10月19日，全国政协宴请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左一）与孙起孟（右二）亲切交谈。

　　70年代末和80年代也是同样，民建在开展为四化建设服务中，充分发挥人才优势，依据邓小平关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通过学习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配合党委政府做好落实政策工作，调动广大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有的会员发出“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心声，表达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仍要为四化建设尽一份力。

　　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推动下，开展“工商专业培训和经济咨询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活动，民建从中发现了人才，培养锻炼了骨干，带动了会的其他工作。在结合上下功夫，使民建工作既不脱离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又能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更好地服务大局，真是一把 “金钥匙”。

　　推动多党合作上升为国家意志

　　1993年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修宪意见，孙起孟认为此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是最佳时机，为此他和民建同志一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93年1月，孙起孟邀请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举行座谈会，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相关调查研究，准备好修宪建议。2月14日，中共中央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其中提出的8条建议中，并没有涉及多党合作的内容。由于这份建议案已经向社会公布，民建会内有人表示，中共中央总揽全局，这次没有提出多党合作问题，肯定有所考虑，我们是否暂时搁置不提，以后再提。但是，孙起孟认为，只要我们的建议理由充分，符合邓小平理论，符合党中央关于此次修改宪法的总原则，我们就应当善于把握机遇，尽到参政党的职能。

　　于是，2月22日，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崇淮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万里同志听后说，“李崇淮的建议很好，宪法上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转乔石同志阅”。

　　紧接着，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修改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并提出四点理由：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更有利于贯彻执行，更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三是政党体制是现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四是现在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时机很好，错过不得。

       1993年初，民建中央就把多党合作写入宪法问题召开座谈会。右二为孙起孟。

　　民建的建议提出后，3月6日在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的建议。

　　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建议案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案中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宪法。

　　宪法的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制度的信号。同时要求全体公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切实加以遵守。

　　这次修宪获得成功，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英明决策的结果。民建提出建议，是出于爱国爱党的崇高思想，表达包括民建在内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尽到参政党的责任。

　　民建最大的收获是在修宪过程中受到了一次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生动教育。这次修宪增加的文字并不多，但分量很重。孙起孟说，“宪法规定中的‘发展’两个字，用得非常好，既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历史概括，又是对这个制度的正确展望和任务交代。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一个坚持，一个发展两者缺一不可。不坚持，发展就会失去前提或基础，正确的方向也就难以保证；不发展，坚持就容易流于僵化，丧失其应有的生命力。因此，必须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促进这一制度的发展。”

　　永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本色

　　1995年8月，孙起孟撰写过一篇题为《爱国、爱党、爱会、爱学》的文章，把民建老一辈身上的精神财富概括为“四爱”精神，认为这是使民建能够建功立业与时俱进的精神动力。其实孙老是践行“四爱”精神的楷模，他把爱国、爱党、爱会、爱学的精神融入了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反映在了他思想和作风的一言一行里。

　　孙起孟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工作，1939年夏，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留在党外，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接受了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为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心中夙愿。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虽然身居高位，但行事低调谦和，从不炫耀自己的历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起孟重新回到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和中华职教社的领导岗位，激情满怀，忘我工作。

　　孙起孟高度重视民建自身建设，引领全体会员进一步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他积极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主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1995年，他倡导实施“温暖工程”，为发展职业培训和捐资助学取得显著成效，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在担任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孙起孟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办事，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监察、视察、考察和宣传活动，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起孟一生奉行责在人先、利居众后，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生活中他的“三不”原则：不收礼、不吃请、不祝寿。家里日常所用的床铺、桌椅、书柜，多是50年代初政协机关配置、60年代折价卖给个人的老式家具，坏了修，修了用，舍不得丢掉。

　　孙起孟外出考察总是轻车简从，“罢宴”不接受吃请也是“名声在外”。孙起孟一直保持简朴作风，对自己要求严格，很多同志去看望他，不管送什么，他都是拒绝，哪怕送一盒月饼都不收。一次，孙起孟住院正赶上生日，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去看望他带了玫瑰花，临走时，他说人你也看了，花我也看了，把花带走吧。秘书曾问他这样做会不会显得有点不近人情，他的回答是：怕劳民伤财。但是当人民群众有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每次从报纸上见到哪里受了灾，或是家乡受灾、修桥、建校，他总是积极带头捐款。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孙起孟先捐款2万，后又捐款3万。他说，上次是捐款，这次是缴纳特别党费，充分体现了一位革命干部的爱国爱民之心。

　　孙起孟在生活上始终坚持低标准，工作上坚持高标准。他把毕生精力用在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上，他在政务公务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无论冬夏，在凌晨4时左右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他已经坐在书桌前开始工作学习了。

　　《孙起孟文稿》第一至三册在出版前，孙起孟重新作了修订校正，那时他已经在医院病榻上，病重不能说话，只能由秘书一篇篇念给他听，他听后用颤抖的手把修改意见写在纸上，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克服病魔带来的痛苦，终于完成了上百万字的审稿工作。该文稿记录了他一生经历的重要事件，体现了他的思想，弥足珍贵。

　　1991年10月，民建中央邀请部分同志在北京香山饭店征求民建六大章程修改意见。孙起孟主席和民建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与会同志。左起冯克煦、冯梯云、程炜、王洪昌、孙起孟、万国权、朱元成、陈春龙、周同善。

　　——本文摘自于7月23日出版的《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