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吴羹梅：一心向往共产党 ——我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回忆

   本文是全国政协委员吴羹梅先生的遗著。本文写于1985年5月1日，从1948年写起，历经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到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尤其以新政协早期工作史料最为珍贵，文章真实地记述了一位真诚追随中国共产党脚步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心路历程，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前夕读来，更觉珍贵。

　　难忘“北上”之旅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国外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民建总会当时还在上海，工作已转入地下，总会常务理事会一致通过响应“五一”号召，但不能公开发表通电，特指派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向中共驻港负责人表示民建已响应“五一”号召，并与其他党派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又决定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3人，代表民建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我当时还在上海，在民主运动中，我曾与中共地下党员张锡昌等经常联系。在工商界中同孙晓村、胡子婴、盛康年等同志接触较多，并与何惧同志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何惧是沙千里同志的亲密朋友，关系笃厚，在重庆以创办建国机器厂为掩护，进行爱国民主运动。“五一口号”发布以后，上海工商界的一部分进步人士提出关于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建议，并公推何惧同志把这个建议送到解放区去。何惧同志不避艰险，欣然就道，对外说是作为我个人的代表，实际是代表上海一部分工商界。他克服了种种困难，通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在天津又获得了李烛尘同志的帮助，经过沧州、石家庄，是年9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把我们的建议交给了党中央的有关同志。

　　1948年冬，经张锡昌同志的帮助，见到了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刘少文同志。他正式通知我去香港与潘汉年同志取得联系，再由他们安排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我接受了这样光荣的任务，当然是喜出望外的，但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这是因为我一方面正在筹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护厂资金，尚无着落；另一方面我只是一家中小工厂的负责人，在工商界中的代表性是不够的；而且自己德才不称，恐难以胜任。经过孙晓村、金学成两位同志的鼓励，以及我老伴高静宜的支持，在筹好护厂资金后，本着一心向往共产党的夙愿，我决意前往解放区。我把铅笔厂的事务交给副总经理王兰生处理，携同子女3人全家5口于1949年元旦宣称去南洋打开产品销路，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到港后，先后与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负责人潘汉年、许涤新、连贯等同志取得了联系。此时，孙起孟、章乃器、施复亮等同志已经先期去往解放区，未得相见。我在港时间不长，参与了民主建国会港九分会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该分会的成立大会。此时在港的民建会员已有40余人，港九分会于2月中旬成立后，由何民麟、黄玠然等同志负责。

　　2月的一天，我乘拉丁美洲一艘500吨的小轮船由港启程去解放区，同行者有民建监事杨美真等人。过台湾海峡和吴淞口时，怕被国民党军舰检查，大家都躲在船舱内，不到甲板上活动。2月25日抵烟台时，正是邓兆祥舰长领导起义的国民党军舰重庆号到达烟台的那一天。我们受到烟台中共负责同志的接待，住一二天，然后转乘敞篷卡车出发。经过天津时，受到黄敬市长的热情接待，于3月8日抵达北平（今北京———编者）。

　　到北平后，我和其他民主人士住在北京饭店，先后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林伯渠、李维汉的接见。我同各党派人士一起参加各种报告会和座谈会，并阅读解放区颁布的各项政策法令，加深了对共产党及其在解放区各方面成就的认识。中共中央各方面负责同志还给我们作报告，介绍情况，他们无不热诚坦率，诲人不倦，使我们深为钦佩。3月25日，毛主席随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迁到北平，我同在京的各界民主人士到西苑机场迎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满面笑容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我在重庆时，承蒙毛主席3次接见，相別4年，而这次恰在全国解放的前夜，又得相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永生难忘。

　　赴东北参观

　　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势如破竹。4月21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在这鼓舞人心的时刻，到北平的各界民主人士59人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通知，党中央同意大家的请求，组成“民主东北参观团”，到东北老解放区参观。这是全国解放前夕的第一个民主人士到老解放区参观访问的团体，不仅可以亲眼看到东北在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的过程，还可藉以理解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大家对于能够得到这个好机会，感到非常兴奋。临行前，李维汉部长面嘱我担任参观团团长，并请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于刚、管易文和何成湘三位同志任副团长，协助工作。我深感党的信任，但以团员中多数是为革命事业尽力，劳苦功高的党内外人士，而自己对东北老解放区的情况又毫无了解，陈述难任团长衷情。李部长又加勉励，说团长副团长都是为团员服务的，我们把你当做干部使用，又有三位副团长共同负责，嘱我勿辞后才决定勉力担任。

　　“民主东北参观团”包括陪同参观者及医护、警卫等工作人员共计百人左右，4月22日乘一列附挂软卧和餐车的专列由北平出发，先后到达旅大（大连和旅顺的合称）、鞍山、本溪、安东、沈阳、抚顺、长春、吉林、小丰满、哈尔滨等地，从南到北参观了民主东北老解放区的各大城市，沿途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引导参观。在大连恰逢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盛典，我们看到了12万人的集会游行，第一次听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雄壮歌声，深感此歌道出了真理，我便马上学会了这支歌，一直不忘，后来每逢民建中常会和全国工商联举行节日联欢集会时，我都放声高唱这支歌，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

　　在大连、鞍山、本溪主要参观了工业发展的情况。本溪煤铁公司不仅在中国有名，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它能生产含磷很少的煤，还可以炼出质量很高的钢，产品远销日本。在日本侵占东北这家工厂时，在日本管理下最高生产量是：铁46万吨，煤951000吨，焦炭65万吨，使用工作母机1300台，电力10万千瓦，雇工有120000人。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接收，设备被破坏，产量大减。1948年11月，本溪得到解放，当时产量只相当于日本人管理时期的1/4。这时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在接收此厂时来了9位党员，他们一无经验，二无金钱，但遵照毛主席教导的“依靠工人，刻苦兴家”8个大字，恢复了生产。他们到厂后，首先请技术工人开诸葛亮会，决定要把原有的1300台工作母机（当时仅存38台）至少找回300台来用于开工，并且推出600位代表，请大家出主意。根据工人代表反映，了解到好些机器在国民党接管时期被搬走，在山上、林中、田间做防卫工事。于是工人们发起“贡献器材运动”，想方设法冒着零下廿度的严寒收集了300台工作母机，开始恢复生产。工人们保证一年可出铁10万吨，争取超额完成，估计到明年可以出铁55万吨，达到超过以往年产46万吨的记录。

　　参观团抵沈阳时，欣闻上海解放，大家异常兴奋。我在招待所里同上海中国标准铅笔厂的王兰生同志通了电话，当得知厂里平安无事，并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工，觉得很高兴和放心。我们分头参观了工业、交通、教育、文艺司法等各个方面，到处反映出人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在抚顺主要参观了煤矿，有一处叫做“大揭盖”，是世界闻名的露天煤田，藏量大，产量高。工人们深知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都在拼命地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起来。在长春我们参观了郑洞国起义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设在国民党长春的中央银行里，银行大楼建筑得非常坚固，外表也十分壮观，国民党原来以为可以在此死守，殊不知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其部下倒戈起义，投奔光明。参观团抵哈尔滨后，首先向烈士纪念馆的革命先烈致敬。我们看到了杨靖宇将军和陈焕章将军的遗首，泡在防腐药水之内，加以保护。其遗体曾被日寇剖腹，胃肠中尽是野草，其斗争之艰苦可以想见。我们含着热泪衷心感谢这些烈士为革命为人民而死，烈士的事迹将永为后人所景仰。哈尔滨是个80万人口的城市，虽不能与上海相比，在东北却是一个很大的都市，其市政企业、公用事业都已从破坏中逐步恢复起来。

　　哈尔滨有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哈尔滨企业公司”，于去年7月1日成立，资金为东北币350亿元，其中公营资本占53%，私人资本占47%。人们如果按照旧的想法来推测，会以为董监事成员人数应由政府超过半数，以便管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家公司共有15位董监事，其中11人为工商界人士，只有4人是由政府派出的，其中1人担任监事长，2人任常务董事，1人为董事。政府认为担任董监事，不是去争取权利，而是为了发挥管理企业的作用。这个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也有几个特点：（1）公积金是10%，工商界或许以为公积金提得太少。实际是因为要取得投资人的信任，不愿把公积金提得太多；（2）给股东的分红是60%，社会福利基金是10%；（3）最后剩余的20%又平均分为四份，以其中5%作为职工酬劳，但每人所得不能超过工资的一个半月，以5%作为劳动保险基金，以5%作为职工奖金，对于有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职工公开予以奖励，最后一个5%作为董监事的酬劳；（4）每位董监事的酬劳不能超过职工酬劳最高额的3倍，例如职工最高工资为每月100元，酬劳一个半月应为150元，那么董监事的酬劳最多不能超过450元。这种利润分配制度在解放初是值得借鉴的，也的确是贯彻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的。哈尔滨有手工业铅笔厂共58家，产品质量较差，但年产达15万罗（每罗12打），足供军需民用。这是我所意想不到的。

　　参观团全体同仁于6月8日回到北平。在40多天的参观生活中，全体同志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和莫大的荣誉。回到北平后，参观团全体团员和陪同人员共72人于6月14日联名致书毛主席陈述感想。信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为了要求亲身体会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一共有59个人选择了东北这个地区去参观了40多天。我们走遍了所有东北重要的城市和若干农村，看了许多厂矿，接触了许多人，也看到了许多伟大动人的场面。

　　首先，使我们感到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之下，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和锻炼，现在已经组织成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的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久的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将起极伟大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的。

　　其次，我们看到了东北在教育司法方面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特别是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现在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量，这是中国前途富强并能迅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保证。

　　由于种种重大的设施与改革，使得整个社会风气显然起了根本的变化。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奢侈颓废的病态。在这里，中共干部和党员的优良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综括这次参观所得，使人感觉振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赘述。我们深深感到，一切优美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归功于共产党领导的成功，归功于主席英明的决策和指示。

　　同人等参观归来，感到今后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与信念，将愈加坚实，这是可以告慰于主席的。谨向主席致最崇高的敬礼！

　　民主东北参观团：吴羹梅、于刚、邓裕志、李文宜、罗叔章、郑坤廉、王雪莹、王仲元、张曼筠、史东山、梁均、何成湘、常任侠、高静宜、程绯英、石振明、杨静仁、胡守愚、朱烈、刘玉厚、高祖文、尹华、徐涛、盛志侠、邓子平、李海、费振东、严信民、储安平、戴子良、王静之、蔡国华、黄适安、冯天正、李伯球、韩兆鹗、邓冠杰、管易文、张文、谭惕吾、陈此生、林汉达、陈劭先、马思聰、谭冬青、黄子彦、张西曼、杨子恒、李子诵、李丽莲、胡耐秋、赵钟、张永池、潘辑武、朱富胜、黄铸、张默然、吕集义、石定康、胡一声、陈尚明、马龙章、沈知津、杜君若、金满成、冯伯恒、秦威、唐远之、张留云、罗子为、秦元邦、章培

　　六月十四日于北平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我自东北参观回北平后，住在六国饭店。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开会。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人。其中产业界民主人士有7人，即陈叔通、盛丕华、李烛尘、包达三、张絅伯、俞寰澄（未到前由酆云鹤代）和我。当我步入庄严灿烂的勤政殿时，联想起自己是来自蒋管区的一个中小工商业者，能参加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觉得无比激动。在这里。又ー次听到了毛主席动听感人的宏论，看到了周恩来同志和蔼可亲的笑容；在这里和各党派、各界的朋友相聚一堂，欢庆胜利，共商国是。旧制度已濒崩溃，新社会即将到来，这是多么令人感奋的时刻！

　　新政协筹备会首届全体会议闭幕以后，周恩来同志约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马寅初、吴耀宗等进行座谈，准备赴沪协助陈毅同志做好接管上海的工作。我有幸参加座谈会，再一次聆听周恩来同志的亲切谈话。他说我们去上海的任务是配合军管会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决不会变成官僚资本，到过东北参观的人是可以证实的。我们军队纪律之严明是世界上没有的，根据上海民主人士的建议，我们就下令解放军住在马路上不进民房，我们有信心一定能打败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上海解放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政府每天有一万吨煤，几万吨粮运到上海，棉花不够纱厂用，到各地采购，帝国主义想威胁利诱我们办不到，我们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上海全面恢复生产，把上海建设得更好。希望产业界各位多加帮助，多提建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供政府采纳。随后，陈云同志就上海财政经济问题也讲了话。

　　6月23日，我随邓颖超、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吴耀宗、许广平、王绍鏊、林汉达、盛丕华、包达三、胡子婴、张絧伯、张琴秋、邓裕志等一行70余人，乘专车去沪。25日抵达上海，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副秘书长沙千里、外事处长章汉夫、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夏衍及各民主党派和中华职教社等各方面的代表冷遹、胡厥文，妇女界章蕴、黄静汶等到车站欢迎。第二天上海市举行欢迎大会，陈毅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亲如家人披肝沥胆，听者无不感奋激动。

　　我们到沪后，列席了上海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参加了庆祝“七一”的活动。上海产业界金融人士举行欢迎我们的茶话会，陈叔通、包达三等许多同志都讲了话，宣传共产党谦虚为怀，善于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并鼓励大家为恢复上海生产，反对封锁尽心竭力。我们还参加了7月18日在大东旅社举行的工商界劳军分会成立大会，出席的工商界各行业代表共计有300多人。大会主席团为陈叔通、盛丕华、黄炎培、胡厥文、刘靖基等15人。陈叔通致开幕词，胡厥文、蒉延芳等在会上讲了话。我也在会上发了言，主要汇报了参观东北老解放区所看到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冰天雪地中艰苦奋斗战英勇杀敌的壮烈事迹，号召工商界同志与政府合作，在中共领导下，努力恢复生产，尊重工人权利，前途一定是光明的。7月31日，工商界劳军分会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晚会，慰劳战斗英雄。陈毅市长出席讲话，讲述建军历史，慷慨激昂，感人肺腑。8月17日，在许涤新主持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举行会议，商定委员名额88人。8月26日，在中国银行举行筹委会成立大会，选出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卢绪章、荣毅仁为副主任委员。并推选盛丕华等23人为常务委员，孙晓村为秘书长。在沪期间，我还就中国标准铅笔厂整顿和扩充厂务问题与有关职工进行协商，并与来沪参观铅笔厂的公私合营哈尔滨企业公司负责人杨祝民同志数度研讨，决定将一套制造铅笔的设备作为投资与哈尔滨企业公司合作，创办公私合营的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我厂派梁树禧工程师率领技术员工10余人押运机器于是年6月赴哈尔滨建厂，1950年春投产。我们在上海学习工作和参加各种集会两个多月后先后返回北平。

　　参加新政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9年9月21日隆重开幕，至同月30日闭幕，当毛主席在开幕词中讲到：“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作为工商界15名代表之一（代表陈叔通、盛丕华、李范一、李烛尘、简玉阶、包达三、姬伯雄、周苍柏、俞寰澄、张絅伯、吴羹梅、巩天民、荣德生、王新元、刘一峰,候补代表酆云鹤、冯少山)参加了这个大会。会议经过反复深入讨论，民主协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国旗、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决定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9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领导下，与会代表参加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首都30万各界人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这一天，长安街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蓝天白云下彩色气球凌空飞扬，千只白鸽腾空起，飞龙翔凤，万朵鲜花逐波舞，似海如洋。军乐起奏，礼炮齐鸣，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霎时间欢呼震耳，歌声嘹亮，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接着举行阅兵式，朱总司令乘车检阅各兵种。一排排整齐的队伍，雄壮的步伐，豪迈的气概，魁伟的体魄，充分显示了祖国的钢铁长城，是多么的振奋人心！我有幸参加了新中国的开国盛典，内心万分激动，久久不能自已，而今虽已隔多年，但难忘的一切情景，仍感如在眼前。

　　毛主席早在1935年12月27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在谈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后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主席在1939年10月4日的著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总结革命经验后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时期，它的成败无不与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好与差密切有关。参加新政协的各界非党人士，如果看不见共产党真爱国真抗战的事实，如果不与地下党员联系接受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不秘密阅读党的文件和报刊，我们能不顾一定的危险先后到达解放区吗？我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工商界到了北京参加新政协就没有思想顾虑呢？我想有一部分人还要有思想问题的。

　　一是新民主主义会搞多久，也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会存在多久的问题。大家明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迟早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早已谈到。针对这个问题，周总理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中曾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说明：“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实行社会主义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总理这个说明在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中已实现了。回忆当时工商界曾主观地以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存在三五十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设想没有实现。公私合营这本来是党领导下在经济上取得的伟大的成就，就像李维汉同志所说的：“民族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两笔财富，一笔财富是企业，一笔财富是人即资本家和代理人，后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未能充分实现，致使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个重要失误。”

　　二是搞了社会主义还要不要我们，也就是人民政协的前途问题。工商界曾有人认为，到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就不再需要政协这样的组织了。周总理对此曾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应当长期地存在下去。即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政协也将是一个协商机构，是参谋部。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自己的中央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我们既是为这个宗旨而奋斗的人，并且一贯地做下去，党和政府是不会不给我们效力的机会的。这种许诺，也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了。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党中央的拨乱反正，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更加广泛了。1982年我国的新宪法序言中，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它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估价和阐述。

　　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在总纲中也明文说明：“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主要形式，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并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其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一句话更是鼓舞人心，促使大家感奋报国的箴言。邓颖超主席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阐述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根本任务，鼓舞大家加强团结，为实现80年代以至9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奋斗，必将日益显示出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985年5月1日

　　(本文由吴羹梅老先生曾孙、现民建北京市朝阳区星五支部会员吴佳整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