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古耕虞小传

古耕虞，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十一日生于重庆。其父古槐青创办“古青记” ，经营山货皮毛生意。

　　古耕虞幼年陪伴族叔祖古绥之的儿子读书，中学阶段就读于教会办的广益中学。1919年到上海，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预科，学习英语。古耕虞在校读了四年，只取得了圣约翰同学会的会籍。1923年至1924年，古耕虞遵父命赴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学习，1925年，古耕虞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古槐青创办的企业“古青记”，当上了少掌柜，主要经营猪鬃业务，“虎牌”猪鬃是它的驰名商标。

　　以前，四川的猪鬃等皮毛出口是由在上海的英国的中间商代理，而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需求国。古耕虞早就想摆脱英商，直接把猪鬃出口美国。1927年左右，有两个美国商人代表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到了重庆，见到了古耕虞。古耕虞流利的英语，练达的外贸知识，严格的猪鬃收购和加工流程，征服了这两个美国人。他们和古耕虞达成了秘密协议：一部分猪鬃交给在上海的英商，一大部分直接出口到美国。古耕虞为了出口方便，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子公司，称为海洋公司，并在美国注册。古耕虞通过这个途径垄断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猪鬃的生意。

　　到1934年，在四川只有古青记、鼎瑞、祥记、和祥四家经营猪鬃出口生意。而且他们达成了协议：古青记占重庆出口猪鬃的70%，另外30%由其他三家各占10%。而和祥是古耕虞出资又兼任经理的。实际上古耕虞几乎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生意。1938年，由古耕虞任总经理的四川畜产公司成立，而对外出口仍称古青记，用的仍然是虎牌商标。

　　抗战时期，古耕虞就和周恩来有往来，而且和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经常交换各种看法。当时古耕虞就公开宣称：国民党要失败，因为他腐败无能；共产党要胜利，因为他深得民心。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演讲，古耕虞听了后在11月4日对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
　
　　抗战胜利后，古耕虞马上在汉口、天津、沈阳成立了分公司，在上海设立了总经理办事处，在1946年至1948年间，汉口的80%猪鬃，天津的50%猪鬃，重庆的50%猪鬃，被古耕虞任总经理的四川畜产公司收购，美国进口的猪鬃有70%是四川畜产公司的，古耕虞成了中国的猪鬃大王。

　　1948年，在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古耕虞赴香港设立四川畜产公司，成为我解放区发展外贸的重要窗口。当时，古耕虞把东北、山东、苏北解放区的猪鬃经香港出口。这个时期，古耕虞垄断了中国猪鬃出口量的85%。

　　在人民解放事业胜利进展的1948年，古耕虞决定把上海总经理驻沪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到香港，其它各地分公司人员、货物暂时不动，等候解放。

　　1948年，古耕虞到香港后，马上和夏衍、阳翰生、许涤新联系。之后，古耕虞秘密地向董事会报告了这些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邀请古耕虞列席新政协。同时请他参加全国猪鬃会议。1949年10月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古耕虞。周恩来希望古耕虞任中国猪鬃公司经理，全权负责。古耕虞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表示把四川畜产公司交给国家经营。

　　1949年10月，古耕虞参加了民建会。

　　1950年初，四川畜产公司与政府达成协议，其中包括：（1）组织上与国营中国猪鬃公司合作；（2）在大陆的四川畜产公司工作人员原职原薪不动，作为国营公司的干部；（3）原四川畜产公司的存鬃和其它畜产品，全部卖给国营公司；公司拥有的厂房、仓库、办公楼、汽车、家具、职员宿舍、债券等作价，待机构整理完毕，交纳税款后，照公司的旧章程，分发新股票给有关股东；（4）四川畜产公司在香港和纽约的机构，继续由公司自行经营，但它是中国猪鬃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四川畜产公司在全国率先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起到了表率作用。古耕虞说：“私营四川畜产公司的机构再大，也只是个小团体，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大团体，是国家的、民族的的团体。是小团体利益服从大团体利益，还是反过来？有常识的人，一想就能明白。”

　　古耕虞担任中国猪鬃公司经理后，想方设法把猪鬃出口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为发展我国外贸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古耕虞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这个公司是经营进出口业务的。

　　1958年到1960年，古耕虞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古耕虞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他自诩“知春亭”。有人诬陷他“里通外国”，他回答说：“我是里通中国共产党，外通外国资本家。”“我相信总有一天会雨过天情的。”1969年7月，古耕虞被“解放”，而后下放到河南息县外贸部干校。1972年古耕虞担任中国土畜产公司顾问。

　　1973年，古耕虞参加全国工商联组织的少数工商界上层代表人士的“学习”，他就提出“能否对原来的工商业者摘去资本家的帽子”，他针对有人说的“戴着帽子更能革命”，反驳说：因为戴着“帽子”阻碍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1978年12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而后在全国工商联举行的座谈会上，古耕虞发言说：“30年来，我有过两次大兴奋。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次就是现在。”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民建、工商联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谈话，主要是国际贸易问题、发挥工商业者作用问题。古耕虞认为要发挥工商业者作用，首先要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他说戴着资本家的帽子，“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友也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全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非常重视古耕虞等人的意见，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上郑重地宣布给资本家摘帽子。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民建三大会议上，古耕虞当选为民建常委。

　　1979年10月23日至1988年12月，古耕虞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88年12月2日至2002年逝世，古耕虞任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耕虞还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古耕虞认为自己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还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他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要求，我不想对共产党说些门面话、好听话、空话，我要老老实实地既报喜，也报忧，有成绩就谈成绩，有问题就谈问题。”

　　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主张开放长江。1984年，他提出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建议。1992年4月，已过80高龄的古耕虞给国家领导人写了《认清国际有利形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建议，建议争取各先进国家在我国独资建厂，用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先进的设备，改造我们的工业；实行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重视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提高知识分子工资；争取尽可能多的海外华人、留学生回来工作等。这份长达1万多字的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古耕虞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知名的爱国企业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02年4月29日，古耕虞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