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火锅宴”的受邀者之一：“钢铁巨擘”胡子昂

发布时间：2024-08-29 作者：赵宾阅读：461次来源：人民政协报

1979年10月23日，民建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胡厥文为民建中央主任委员。图为新一届领导人员（部分）合影。前排左起：孙晓村、胡子昂、胡厥文、孙起孟、周士观；后排左起：王光英、浦洁修、黄凉尘。

青年胡子昂

胡子昂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5位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共同讨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策略。为了融洽气氛，畅所欲言，会谈以边吃火锅边交流的方式进行，史称“五老火锅宴”，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史上的一段佳话。

45年过去，很多人对当年受邀参加那场“火锅宴”的“五老”，可能已经知之不详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们精彩的人生经历。

树立实业救国理想

胡子昂，原名鹤如，字子昂，以字行；1897年3月生于四川省巴县南坪镇（今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鹤如的名字是父亲给他取的，父亲对他寄予一片厚望，希望他如鹤一样清高自洁，卓尔不凡。可他倍加珍爱自己的字，子昂：气宇轩昂，激励他昂霄耸壑，才能杰出，建树宏大功业。

胡子昂在家居七兄妹之长，父亲胡斡丞是清末的入学补廪，以教书为业，维持着清贫的家境。父亲对胡子昂寄予厚望，教导他要好好读书，在经史古籍中寻求为官致富之路。

胡子昂14岁由巴县小学提前一年进入巴县中学，并被任命为新班班长。据《钢铁巨擘胡子昂》记载：那时巴县中学只有两个班，另一个老生班的班长是他的堂兄胡云汉。两人都是少年早慧，课余常在一起谈论学业，同唱校歌：“巴蜀文化起文翁，涂山禹迹思禹功。人聚五方，天生二水，砥障百川东。士多刚悍，地储秀异，昔伴楚人风。而今，时势造英雄，男儿读书报国，努力少壮。业要专攻，先立乎大，徐贯其通，古今中外好兼容。旧德新运，复兴民族，日新又新期无穷。”唱着这首清纯的校歌，凝聚着厚重的巴渝文化，他们一起憧憬着未来。

胡子昂读书时，正逢辛亥革命，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制度覆水舟沉。胡子昂是巴县最早剪去辫子的人之一。他像革命党人那样留起了中分头，这使他看上去格外青春俊气。他在给胡云汉的信中激情昂扬地写道：“革命已然爆发，兄在京都想必更是感触良深。在渝有同盟会会员杨沧白、朱叔痴等同志组织领导学生结队上街游行，一同宣传。兄知弟乃向往革命之人，自然亦是满腔热情参加，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十月初二日，绅商学界各同胞振奋精神国旗高竖，一望入云霄，民国根基万古牢。”辛亥革命对于胡子昂内心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胡子昂始终是校长最得意的门生，每学期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为鼓励学习，成绩前三名的都是官费奖学金。胡子昂很节俭，心地善良。他的奖学金除了自给外，还长期资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为贫寒的农家子弟。

北平是胡子昂青年时代的梦想。1919年胡子昂考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农业经济系就读。当时的形势正处于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高潮，于是，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3年，胡子昂从“北农”毕业后回到重庆，曾任巴县中学教员、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教育，让他明白了“读书报国”的道理，并走上了一条“实业救国”之路。

上下求索踏新路

1932年，胡子昂的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后力邀胡子昂参加。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要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唯有兴办实业。他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实业公司。在过去承建重庆电力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胡子昂亲自抓了重庆自来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重庆自来水公司经理。

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指挥作业。 1937年10月，水泥厂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水泥厂。同时，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用房等以及当时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声威大震。

同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厂、华泰水厂、华一砖瓦厂、矿场等，形成了一批华西系列工厂。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

1938年初，胡子昂等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他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华西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

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钢铁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华康钱庄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

同年，正当中兴公司顺利投产之际，一场风波悄然袭来。胡子昂在国民党高官的排挤下，离开中兴公司，接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之职。

1944年3月，中兴公司生产经营屡屡亏损。在众位民股董事的极力推荐下，被冷落了3年的胡子昂东山再起，复出担任中兴公司总经理。他到任不久便为公司新辟开源之道，中兴公司的生产经营又兴旺起来了。

1945年12月，中兴公司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燃煤拖轮，适合内河航运，且造价低、性能好。当其生产的第一艘拖轮“亚美号”试航南京那天，中兴公司的董事、监事们云集朝天门码头，参加首航典礼。此时，胡子昂觉得：艰难困苦的抗战已经过去，今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就要实现了，中国从此会走向繁荣富强……

重庆谈判期间，重庆工商界人士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星五聚餐会。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重庆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民建前贤等工商界人士举行的一次星期五聚餐会，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周恩来的演讲对组建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对胡子昂民主实业救国的震动很大。

不久，国民政府经济部一纸公文，下令关闭中兴公司，办理员工遣散。中兴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于是，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其间，他担任了黄炎培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恩来称他“党的诤友”

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委托鄢公复为代表参加民建发起工作，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以后胡子昂一直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国民党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了的济南市。他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支持出版进步书刊。

同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闭幕后，民建又协同举办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成功大会筹备会，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旧政协会议代表出席并讲话。胡子昂以重庆市参议会议长的身份最后讲话，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希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广泛团结，作为党派团结的基石，共同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

当时国难连连，加之官僚资本的倾轧，胡子昂日益感受到实业救国的局限性，在接触了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以后，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良方，于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共产党的坚定盟友。

胡子昂靠近共产党以后，有许多不畏强权的壮举。比如他任陪都参议长期间，坚持拒绝给戴笠吊丧。

建立抗战胜利纪念碑时，胡子昂力排众议，坚决拒绝在纪念碑上面突出蒋介石的个人作用。他表示，该纪念碑的纪念主题应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不能只突出某个政党或者个人。

胡子昂仗义疏财，人缘极好。当年胡公馆成了高层民主人士的聚会场所。张澜、史良、朱蕴山、郭沫若、施复亮、廖伯康、张友渔等人都是常客。

1948年底，鄢公复交给胡子昂一张名单，上面是关押在渣滓洞的十几位民盟盟员、中共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胡子昂十分着急，立即将该名单交给时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和重庆市长张笃伦，要求帮助。由于胡子昂与张群、张笃伦均有私交，同时民盟组织又通过潘大逵、梁漱溟、鲜特生、范朴斋等人也交了同样名单给张群施加影响，在共同作用下，这批人就从渣滓洞释放了出来。

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去了香港。

中国共产党忘不了风雨同舟的民主同仁。1949年初，应中共中央邀请，胡子昂由香港赴北平，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同年加入民主建国会。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人民政府通过赎买，接管了中兴公司的地盘和资产，并改名为104厂，后定为重庆钢铁公司第三钢铁厂，简称重钢三钢厂、三钢，成为国家冶金部定点生产无缝钢管的厂家，也是中国独家生产铁道垫板的企业。改革开放后，被国务院工业指导委员会评为国家二级企业，后成立重钢集团中兴实业公司。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胡子昂把经营的中兴公司、水泥公司、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华康银行等企业的全部财产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他说，“以前我做过许多救国梦，教育、农业、实业，结果发现什么也救不了，今天，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一条崭新的道路，爱国报国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子昂决定将自己经营的企业和股票交出去。1950年夏，人民政府宣布接受华康银行董事会把全部产业和员工交给人民银行接收的请求。周恩来肯定胡子昂数十年来的贡献，并亲切地称他为“党的诤友”。

1985年10月10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视察重庆时曾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工作多年，从那时起，胡子昂就与我们合作共事。现在为了祖国统一，一直合作到现在，不愧是党的真诚朋友。”

老骥伏枥志千里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欢愉振奋之余，胡子昂开始思考，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后，工商界的成员应该怎样发挥作用。此时，胡子昂已是八旬老人，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带着这个问题，他以巨大的热情和魄力，带领全国民建、工商界的广大成员，努力探索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路子。

从此，胡子昂不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地民建、工商联的基层组织，大江南北留下了他的足迹。据《钢铁巨擘胡子昂》“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竭力”一节记载：有一次到上海，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胡子昂组织召开了近30次座谈会，经常是上午一个会，下午又一个会，认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了解掌握了经济建设中的种种情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正值盛夏酷暑，望着胡子昂由于奔波劳碌而蹒跚的脚步和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在座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胡子昂还就经济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与胡厥文先生、季方先生多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譬如1981年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设备管理工作的建议》，1982年提出的《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1983年6月所拟的《关于恢复和发展传统食品的建议》等建言献策材料，其中不少被有关部门采纳。

1979年1月17日，距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五位工商界巨子。

福建厅里，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红色炭火闪烁，白色水蒸气升腾，四处飘荡着火锅麻辣香甜的味道。几盘羊肉、几个简单的小菜，几个长者，看上去像是老人聚会的家宴，与福建厅往日庄重的氛围大不相同。邓小平正在请客，几位老人有滋有味地吃着，叙着。“五老火锅宴”以一桌火锅作舞台，唱出了一台历史的大戏。

邓小平开门见山问五老：“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五老便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提出了利用外资，归侨办厂的观点。胡子昂说，原工商业者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大有人力可挖。邓小平听后肯定道：“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这次谈话不久，经国务院批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光大）、由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商）三大民营公司先后成立。

1979年10月11日，民建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工商联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联合召开。胡子昂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委，并受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作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

胡子昂生活崇尚俭朴、廉洁自律。他经常到外地视察工作，多次出国访问，向各方面赠送给他的礼物，一概婉言谢绝。他的一块手表用了几十年，一修再修，始终没有舍得丢掉。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家里也只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当别人劝他换掉时，他总是笑着说：“能看个新闻就行了。”

1991年11月19日胡子昂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根据胡子昂生前的多次表示，身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将遗体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