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火锅宴”的受邀者之一：胡厥文的实业人生

   1949年9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间代表。前排右一为胡厥文。

   二我图

   公私合营后，胡厥文在钳工台参加劳动。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五位工商界巨子，以一桌火锅作舞台，唱出了一台历史的大戏，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和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对当年受邀参加那场“火锅宴”的“五老”，可能已经知之不详了。在这里，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回顾一下“五老”之一胡厥文精彩的人生经历。

      探索实业救国之路

      1895年10月7日，胡厥文出生在上海市嘉定县的一个开明绅士之家。1913年他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他受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痛心于国弱民贫，外侮日亟，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

      1918年，胡厥文从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习机械毕业后，志愿到汉阳铁工厂当工人。

      1919年春节，胡厥文向时任同济医工专科学校常务董事长的岳父沈恩孚拜年。谈话间，沈恩孚说起同济医工专科学校里的机械、电器、木工三个实习工场的德籍主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而被遣送回国，致使工场无人管理，显得十分混乱，沈恩孚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发愁。当沈恩孚听了胡厥文在汉阳铁工厂当学徒工的收获和“实业救国”的理想时，问他是否愿意回来试试这三个实习工场主任一职。胡厥文欣然同意。

     上任后，胡厥文点燃整顿纪律、杜绝损公利私和增加工场收入“三把火”。这“三把火”烧出了胡厥文在同济医工工场的威信，使工场很快起死回生，也成就了他机械工业事业的基础。

     1922年，胡厥文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新民机器厂，主要业务是生产纱厂机器零件和承接纱厂机器的维修，后又转向生产彩色油墨机，闯出一条设计和制造机器的新路。在办企业的过程中，他先后建起4家工厂，摸索了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以机器制造工业武装日用品工业，以日用品工业开拓市场，发展生产。

     1927年，胡厥文创办合作五金厂，生产各种门锁、抽屉锁、拉手、文具、医疗器材等。据统计，他一生中办有10多个机械工厂，被实业界誉为“机器之友”，并被推为上海机器同业公会主任委员，连任10年。他勤奋从业，悉心研究和仿制新的机器，不少产品成本比外国货低，而质量可与舶来品媲美，为促进民族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组织民营工厂内迁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厥文与黄炎培合作，通过中华职教社等组织，发动全市工商界支援抗战。他团结上海工商界同仁，动员组织起几十家企业拆迁机器到沪南建立临时工厂，日夜赶制一批批手榴弹、炮弹、地雷和水雷等支援前线，成为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坚强后盾。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以胡厥文等为代表的爱国民营企业家，坚守民族气节，积极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继续从事军需民用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胡厥文深知工厂内迁一事关系着全国抗战大局，他认为必须在日军到来之前，把上海等地的工厂迁到内地去，在那里建立新的工业基地，积极生产，充实国力，为争取抗战胜利效力。为此，他和上海机器厂经理颜耀秋作为上海机器五金业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明确表示了态度：“上海机器厂家，自愿将机器迁移到内地，以保证军事制造的需要。”这一举动促使国民政府加快了工厂内迁的步伐，国民政府决定着手组织工厂内迁。

     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胡厥文担任副主任，号召同行本着“抗日至上”的宗旨，下决心组织内迁。

     当时，民营工厂中有人对内迁一事存在着不同看法。其中，有人认为机器设备极为笨重，战时交通阻塞，长途迁移，风险太大；有人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主张把工厂迁入租界，苟安度日。在内迁动员会上，胡厥文说：“现在神圣的抗战救国战争已打响，这次战争不可能像‘一·二八’抗战那样快结束，日本的胃口大得很，它的目标就是要占领全中国。”“须知亡国之日，守财者财不能守，惜命者命也难全。”“租界不是保险箱，依靠租界并非万全之策，要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法西斯强盗，说不定有那么一天，它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占了再说。”

     有的人从本厂的产品销路和原料来源看，认为离开上海即无法生存；有的人对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生活十分留恋等。对此，胡厥文大声疾呼：“我们大家都不愿做奴隶，更不愿当汉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后方工业很落后，我们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会上，胡厥文当即表示将自己所办的工厂率先迁往内地，使实业界人士深受鼓舞。

      此后，胡厥文全身心地投入迁移工作。他冒着酷暑，顶着烈日，满头大汗地走街串巷，四处奔走动员、呼吁。在很短的时间里，胡厥文等人先后落实了迁移中急需政府补助的款项56万元和运输工具等，迁移费后追加至500万元，保证了迁移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胡厥文等爱国企业家的共同努力下，20余艘满载着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上海机器厂、顺昌机器厂机器、设备和物资，以及160余名技工的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从苏州河率先驶出，驶上了内迁的征途。在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大转移中，内迁工厂的负责人和工人们一起在敌人的炮火下，抢拆机器、设备和物资，把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行业的146家工厂，1.48万吨物资、2500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到了大后方。

     胡厥文所办的新民机器厂由上海到武汉，再辗转迁徙到重庆，选定小龙坎134号为厂址，主要生产各种工作机、发动机、制罐机及其他工作母机，为战时重庆重要的机器厂家。

     1939年1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参观了几家在重庆的上海民营内迁厂。当去到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了解到其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时，极为欣赏。周恩来欣然为工厂挥毫：“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董必武题词：“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邓颖超写下：“合作奋斗，发展生产。”

     在重庆期间，胡厥文除主持各厂厂务外，积极参与发起成立迁川工厂联合会等社团，担任理事长等职。他脸上的胡须随着时间的延长愈长愈多，长达盈尺，被时人称为“髯公”。日本投降后，蓄须明志长达14年之久的胡厥文，以抗战胜利目的达到，很快地剃掉了他的长须，他将剃须前后各拍的一张照片合印在一起，题为《二我图》，并在上面写下“抗战胜利，父子昆季，勿怠勿忘，岂以为戏”。

     在重庆接触毛泽东、周恩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胡厥文和其他进步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单单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在这些日子里，胡厥文在重庆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临重庆谈判的非凡胆略令胡厥文非常钦佩，认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胸襟和忠诚谋国之心”。

      9月17日下午，胡厥文与刘鸿生、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颜耀秋等应邀参加毛泽东在桂园举行的招待产业界人士茶会。毛泽东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获得独立、民族、民主和自由时，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

     毛泽东坦诚恳切的谈话使胡厥文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随后，胡厥文和李烛尘、颜耀秋、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等人借用特园宴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席间，王若飞朗诵了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胡厥文起身，连声赞道：“好词！好词！气如狂风卷席，辞如玉珠落盘，状景抒情，无不经纬天地，吞吐宇宙。真格是前无古人，千古绝唱。”

     在会见中，胡厥文向毛泽东提问：“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互相协商解决问题，非进行武装斗争不可呢？”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共产党如果没有军队，不进行武装斗争，恐怕早已被国民党杀光了，哪还有什么共产党呢？”

     胡厥文对毛泽东的这一席话茅塞顿开，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会见使我终生难忘！”

      1944年冬，周恩来和王若飞出面邀请重庆产业家举行座谈会。胡厥文、刘鸿生、胡子昂等4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突出宣传了爱国主义，强调产业家要为国家多作贡献。周恩来在重庆期间特意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探望，送去小米和红枣，称赞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200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明确提出“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倡议，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

      周恩来的演讲，不仅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进一步阐述，还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原则。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新华日报》次日作了报道。

     胡厥文后来回忆：“我有幸同他（周恩来）几次恳谈，听他对国内形势的透辟分析，不觉耳目一新。”

     发起创建民建

      据《胡厥文同志生平》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国内市场，而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胡厥文和其他进步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单单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就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在重庆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经过多次酝酿，他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及有联系的知识界人士，积极投身到民主革命的火热斗争中。”

    1945年8月21日下午，胡厥文在重庆六厂联合办事处接待到访的黄炎培和杨卫玉，谈及胜利后的国家前途，三人一致认为，民族工业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并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胡厥文还提议，工商界人士大多不关心也不擅长政治活动，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还“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参与，才能相得益彰”。他们决议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参与组织的筹备工作。

     于是，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多次在土湾胡厥文家、张家花园菁园黄炎培家、冉家巷9号章乃器家、江家巷1号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地商议，历时118天，酝酿商议24次，134人先后签名发起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12月16日，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93人参加大会。胡厥文与黄炎培和黄墨涵三人被公推为主席团。胡厥文在成立大会上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我们是代表全民的。本会绝对与全民一体，本会工作前途之成功即全民之成功，所以前途非常光大”。

     成立大会上，胡厥文名列榜首78票被选为理事，赓继当选常务理事和技术研究组主任。

     胡厥文带领高呼“民主建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从此，民主建国会宣告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使我这个本来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胡厥文后来说。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6月2日，胡厥文、盛丕华、王志莘、荣毅仁等300名工商界人士，受邀出席上海人民政府与工商界座谈会。胡厥文代表工商界人士表示“上海工商界过去受到不正确宣传的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商报》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始获了解，于是一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必定真诚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作本位的贡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2月，胡厥文、刘鸿生、吴蕴初、荣毅仁、刘靖基等人率领上海工商界15万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1952年11月，胡厥文担任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兼第四分团团长，赴朝慰问志愿军。

     胡厥文还积极组织工商界同仁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共同纲领》，鼓励同业爱国守法、努力发展生产。他参与上海工商联筹备工作。1952年2月，他当选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5月被推选为上海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1956年，胡厥文大力推动公私合营。他与几位工商业者谈心时风趣地讲《西游记》孙行者摘掉头上紧箍儿的传说故事，开导大家放下思想包袱，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8月，胡厥文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的西北建设事业参观团，实地了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归来后他告诉大家：“这次西北之行，给我莫大的鼓舞，这些新的建设规模之大、进展之速、技术之精，都十倍、百倍地超过我原来的设想，贫穷与落后已成为过去。回想当时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纸上的，而这一次的参观都见诸事实，展望无穷，异常兴奋，共产党的领导正确，功高千古盖可见也。”

     1979年1月17日，胡厥文与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一起被邓小平请去人民大会堂做客。邓小平亲切对五位老实业家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五老纷纷建言。当谈到如何把资金和人才用起来时，胡厥文反映了一些技术人员、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提出“帽子”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摘“帽子”，有些企业把工商业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邓小平肯定地说：过若干年为什么帽子不可以摘掉？能干的人就安排当干部，你们比较熟悉情况，可以提出这方面的建议。胡厥文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关于对外开放、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等问题的重要谈话，受到很大鼓舞。这次不同寻常的“五老火锅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掀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2月7日，胡厥文写下《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在文中，他阐述：我无比感奋，心潮澎湃，千思万想，只求如何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协助党和政府把工商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这个伟大目标服务。这是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爱国工商业者的光荣和幸福。他提出，实行领导干部、职工和工商业者三结合，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把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统统调动起来，所有的“明力”和“潜力”统统发挥出来的建议。

     1989年4月16日，胡厥文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94岁。他晩年发自肺腑地感慨：中国的富国强民之路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