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火锅宴”的受邀者之一 “猪鬃大王”古耕虞

发布时间：2024-08-30 作者：阅读：372次来源：人民政协报

1985年古耕虞先生（前排左三）与家人在一起

工厂女工在制作猪鬃刷

古耕虞先生（左）与胡厥文先生合影

周恩来任命古耕虞为中国畜产出口公司经理任命书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五位工商界巨子，以一桌火锅作舞台，唱出了一台历史的大戏，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和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对当年受邀参加那场“火锅宴”的“五老”，可能已经知之不详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们精彩的人生经历。

古少爷“有了实业报国的思想”

1905年，古耕虞出生于重庆巴县（今巴南区）古家院子（今九龙坡区）的一个山货世家。父亲古槐青早年考过秀才，后弃学经商，长驻上海。1925年，古槐青在重庆城区机房街开设“古青记”父子公司，简称“古青记”，主要经营猪鬃和羊皮，首创“虎牌”商标，商标为一只红色的老虎，向上海洋行出口猪鬃。

猪鬃，指的是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刚韧富有弹性，不轻易变形，能够抵抗潮湿而不腐败，不受冷热影响，猪鬃的天然结构和材料性质，软硬适中，油性大，非常适合制作工业和军需用刷。二战时美国高空超音速侦察机“黑鸟”。机身所涂的特制涂料，就必须用猪鬃做的刷子去涂。在二战时期的战场上，用猪鬃做的刷子极为重要。

1919年，14岁的古耕虞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英语，后就读于南通纺织学院学习纺织技术。书籍具有巨大的力量，他苦读《圣经》《富兰克林传》《资本论》《福特管理》等。《福特管理》一书给了他很大启发，从美国汽车大王福特那里，他学到了人生的看家本领。

古槐青对纺织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想把儿子培养成纺织技术人才。但古耕虞有色盲，不适合搞纺织，1924年，19岁的古耕虞没等毕业就回到故乡重庆，协助父亲的事业。1925年，20岁的古耕虞进入“古青记”，做起了少东家，向生意场迈进。

1926年，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派两个人到重庆寻找合作商，古槐青年迈多病，古耕虞出面接待客人。古耕虞谈起重庆猪鬃的生产、经营和出口，如数家珍，一看就是个内行。他用流利的英语、练达的外贸知识、丰富的猪鬃货源和精湛的加工工艺，征服了那两个美国人。“古青记”与孔公司达成秘密协议，“古青记”将大量供应中国猪鬃，孔公司照数收购，打破了外国洋行长期垄断重庆猪鬃、羊皮及其他土特产出口的局面。

1928年，古槐青去世，23岁的古耕虞继承“古青记”，从此独当一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古青记”与孔公司的合作，为“古青记”垄断重庆猪鬃出口创造了条件，此后，重庆洋商和本土商行均无法与“古青记”竞争，“古青记”成为重庆最大的猪鬃、羊皮出口商。

1929年年关逼近，收购大战在即，古耕虞不知疲倦地工作。在一次次竞争交锋中，重庆几家有名的猪鬃出口商陆续垮掉了。在美国，古耕虞的照片变成了广告，人家只认“虎牌”商标。历史甚久的川帮银行聚兴诚银行在这一年的业务报告中，着重提到了“古青记”，称之为“异军突起，掩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

1934年，“古青记”占重庆出口猪鬃的70%，几乎垄断了四川全省的猪鬃出口生意。

当时，重庆经营猪鬃出口的数十家商号中，仅剩“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在艰难维持着。

“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1937年8月，三家经营猪鬃出口的商号并入“古青记”，在下黉学巷合并成立四川畜产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畜”），注册资金为法币50万元（按当时的汇率合16万美元），后迁炮台街（今沧白路），古耕虞任总经理。

抗战时期，大半个中国被日军占领，美、英、苏等盟国所需的大部分猪鬃由中国西南诸省供应，使战时重庆猪鬃的生产和输出量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古耕虞的“川畜”居同行业之首，产量2万担左右，占总量的60%至70%，从一个地方性川帮企业开始成为一个全国性大企业，为抗战胜利后进一步垄断全国的猪鬃贸易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45年，古耕虞在上海成立“川畜”总经理办事处，业务和资金调拨由其亲自掌握，使办事处成为了一个外销指挥部。同年，“川畜”在汉口、天津、沈阳成立分公司。

1946年，“川畜”与美国费城万记总公司合作，在美国开设子公司“海洋公司”。

为了抗战大局，古耕虞作出牺牲，接受国民政府的统购统销，为国家挣了3000多万元外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周恩来称赞古耕虞：“为抗战立了功，是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抗战胜利后，古耕虞的“川畜”公司布局全国，在汉口、天津、沈阳成立分公司，上海设立总经理办事处。一时间，汉口80%、天津50%、重庆50%的猪鬃都被“川畜”收购，美国进口猪鬃70%来自古耕虞的“川畜”。1948年，“川畜”的资金上升到约700万美元。

1948年冬，“川畜”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包租10艘万吨级外轮，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畜产品运到香港出口。

1948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由“川畜”代销，香港取代了上海、天津的地位，成为中国猪鬃唯一的集散地。

“天助自助者。”小小猪鬃使古耕虞登上“王座”。他被誉为世界“猪鬃大王”。

“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1945年10月19日，古耕虞在西南实业大厦的“星五聚餐会”上，聆听周恩来讲演《当前经济大势》，给他震动很大。周恩来指明战后中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坦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经济建设将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为民族经济指出了前进的道路。

此后，古耕虞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周恩来的这次讲话，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为民族工商业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让当时工商界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对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的工商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抗战期间，古耕虞多次受到周恩来的会见，倾听教诲。11月4日，古耕虞向《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记者谈话时，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并希望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他说：“抗战期间，民众吃够了苦头，都想过几天安生日子，内战打不得。”

一天，《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约古耕虞去“特园”。周恩来对古耕虞的答记者问表示感谢，表示需要有古先生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出面，引起民众对国家前途的关注。

古耕虞诚恳地说：“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而且打起仗来，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坚决反对内战。”周恩来说：“希望民间团体和工商界人士行动起来，共同阻止内战，共同建国。”

在后来的岁月里，古耕虞多次回忆起与周恩来相识相交的情景。古耕虞写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虽然时间短暂，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亲切态度，使我一见面就好像遇到了一位多年相知的朋友一般，感到无比亲切。”

古耕虞回忆：“以后，周恩来在‘特园’约集我们几位出口商谈了好几次。周恩来在几次谈话中，一再强调猪鬃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对战争胜负起一定作用，要支援抗战。”

古耕虞与周恩来初次相识，以后几次在“特园”相见，周恩来都跟古耕虞谈过话。古耕虞向周恩来谈起自己的经历，谈到他的甘苦，也谈到他今后的打算：抗战胜利后，他的公司还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周恩来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一定会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周恩来鼓励他，民族工商业界的有志之士，要有远见和信心。

周恩来的谈话，使古耕虞深受鼓舞。古耕虞与共产党保持政治上一致，周恩来委托古耕虞当解放区的总代理商。

1949年10月4日，即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天，古耕虞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家，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古耕虞。

周恩来诚恳地对古耕虞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的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一番开诚布公的话中，古耕虞深切地感受到总理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心里一阵热潮涌动。古耕虞向周恩来郑重地提出：“我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

1950年3月25日，古耕虞率先将私营的“川畜”并入初创的国营中国猪鬃公司，担任第一任总经理。

1951年7月，古耕虞将在美国解冻的800万美元全部汇回国内。

1955年，中国猪鬃公司扩大为中国畜产出口公司，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任命古耕虞为总经理。

古耕虞在以后对周恩来《不尽的思念》文中说：“新中国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我，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我为什么不接受？！我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开导过我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唐人张九龄有诗云：‘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应该爱怜的是祖国的春天。诚然，我手中有条柳枝，但这条柳枝比起新中国锦绣江山，满园春色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古耕虞说。

建议给“资本家”摘帽子

1979年1月16日，古耕虞接到一个通知，邓小平第二天要邀请包括他在内的民建、工商联老实业家谈话。他很兴奋，不由想起那年周恩来找他谈话的情景。他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要把给“资本家”摘掉帽子等问题的想法向党倾诉。晚上，他请九儿子和儿媳帮忙，写好了两份书面建议，要面交邓小平。

次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五位工商界巨子，鼓励他们在新时期的建设中积极发挥作用。

邓小平开门见山问五老：“中国要开放，要吸引外资，想听听你们的开诚布公的看法和意见。”五老对邓小平坦诚相见，争相发言。

古耕虞说：“现在怕同资产阶级分子打交道，越在下面问题越厉害。资本家的帽子就如同头上顶着磨盘走路，想走也走不快，应以对四个现代化有什么贡献作为标准，予以分批摘帽子。”

古耕虞对邓小平提出：“我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属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全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的这个要求，绝不是只为我个人提的。过去我在口头上或书面上向领导申述过多次了。现在条件已经成熟，该是到了摘帽子的时候了。”

谈话一直进行到了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火锅！”

古耕虞坐在邓小平身边，他把昨晩熬夜准备好的两份书面建议郑重地交给了邓小平。

这就是著名的“五老火锅宴”，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古耕虞后来回忆起这顿意义不同寻常的火锅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同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宣布：“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邓小平同时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当天晚上，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们在所住的宾馆里举杯相庆，谈笑风生。多年来的郁闷一扫而光，这些须发早已斑白的老人宛若年轻了30岁。古耕虞同大家一起频频干杯。

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曾被毛泽东誉为“金笔汤”的“金笔大王”汤蒂因与一位部队高级将领同席。那位朴实可亲的将领问汤蒂因：“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

仍然激动不已的汤蒂因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我在两个小时之前，是个资本家，一家制笔厂的女老板。两个小时之后，就是现在，我坐在您身边，成了邓小平主席刚刚宣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了。我感到非常光荣！”

那位将领立刻肃然起敬：“我向您祝贺，我们是一家人！”

汤蒂因的话代表了所有工商业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