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托黄炎培的一件事

1949年3月25日,中午，在李维汉的安排下，父亲黄炎培与郭沫若、陈叔通、马寅初同坐一辆小轿车，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党外人士一起，从六国饭店赶赴西郊机场。下午3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率领党中央机关队伍浩浩荡荡从西柏坡到达，毛泽东与众人握手言欢，合影留念，之后在雄伟的乐声中检阅了排列在机场上的解放军坦克、炮兵、高炮、步兵等十万大军，晚上又与众人欢宴聚谈。这天父亲十分激动，他本人也是在25日上午刚从天津赶来，由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及先期到京的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去迎接，从而结束了半年左右的辗转避难、长途跋涉的生活。
　　1948年秋，老友张治中将军托人来告诉父亲，当局已把他列为黑名单之首。父亲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抗战以来，长年埋头教育的父亲与共产党人结识，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又予以高度评价，尤其是1947年拒不参加伪国大，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后父亲携我母亲姚维钧躲避在浦东南汇，隐居乡间多日。接到党中央北上的邀请后，在地下党和老友王艮仲的安排下，父母托跟随他们多年的我姨母姚维绚带着二姐和我，大宴宾客三日，掩人耳目。父母则带着我大姐早已离沪赴港，停留一段后又乘船赴天津，到津时受到黄敬市长的欢迎，接着匆匆又赶往北京。
　　26日午父亲被通知当晚毛主席设餐并请姚同往，周恩来陪同，江青也在座，从晚餐开始至午夜方离去。
　　四、五个小时的会谈内容广泛又意义重大。一见面，毛主席就叫出姚维钧的名字，父亲和母亲十分惊讶，主席讲在重庆见过我母亲。毛泽东在重庆多次晤父亲，有时母亲陪同在场。此次主席和父亲对座，周则坐在对面。3月25日夜主席召集众人时的谈话，讲对时局的看法，停战、和谈、渡江诸问题都涉及到了，26日则是先听父亲谈。父亲畅叙从重庆一别后他对内战对时局的看法，讲到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前夕，他与周恩来在密室长谈之后，已相信共产党胜券在握，因为对方已“失尽民心”。毛主席听到父亲的话后，把话锋转到解放后。父亲就向毛主席汇报1945年创建民建的过程，主席听了极为欣赏，强调民建要以民营实业家为主，以推动民营经济为主要工作，请父亲做将建立的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主席再三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将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他再三强调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希望父亲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对于毛的这一重托，父亲是有备的。虽然他本人长年从事教育，然而与经济界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他从事的职业教育为实业界提供人才，30年代把试点直接办到荣德生（荣毅仁之父）、荣宗敬兄弟开办的无锡纺纱厂里；也是他直接扶持起卢作孚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对经济界也不陌生，20年代他发起集资修建了浦东川沙到上海的第一条铁路，1949年他同时兼任着民生公司等6家大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和商务印书馆的监察（监事）。这样，主席对新中国民营经济乐观前景的描述感动了父亲，父亲当场接受了主席的重托。最后两人商定，父亲向上海、香港、新加坡的工商界拍去3份电报。第二天，父亲把几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
　　父亲还曾三次应邀赴双清别墅，至8月毛主席搬入中南海。这三次会见确定了父亲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6月周恩来请他出任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副主任，父亲推辞了，推荐老友马寅初代替。大概是请示了毛泽东，周又第二次来，说可增设一副主任（马），仍要父亲出任。十月建国，周恩来两次来家，父亲终出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父亲的北上是他本人的重大政治抉择，父亲赴京郊迎毛并与毛的会见是他的政治亮相。果然，1949年5月我的二兄黄竞武在沪被惨害。至于解放后，五六十年代风云变幻，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在他去世后半年文革爆发，他的名字被大字报划上“×”，我母亲姚维钧被害致死，恐怕也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